11月2日，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客座教授称号；3—4日，《陈映真文集》（三卷本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）首发式及其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。在此期间，本报记者就资本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前途、东亚文化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他。
作为一个曾被台湾当局关押了7年的囚徒，陈映真痛感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；作为70年代后期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一员主将，陈映真深知关心民瘼的不易。然而，不论是政治权力的恐吓和迫害，还是文学论敌的讽刺和辱骂，都不能让陈映真放弃用真心、真情写作的权利，都不能让他屈服于淫威之下，作那些“遵命文学”。然而，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作家、文学的命运，却不禁让陈先生忧心忡忡。
陈先生认为，资本主义对文学艺术起着相克的作用。道理很简单，当你的作品变成书出版时，出版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销售得好，他会让作者按出版者的要求写作；销得不好，你或放弃你的文学追求，或按他的要求改变写作方式。总之，作者得按出版商的生产计划生产作品。这种文艺作品的商品化，很大程度上损坏了文艺的独立人格，文学规律也会逐渐被商品规律牵着鼻子走，文学作品开始庸俗化。
“在资本全球化时代，这种庸俗化只会更加强烈，”陈映真说。当文化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入第三世界国家时，他们的目的也还是只有一个：赚钱。资本主义批量生产的特色却决定了生产的相对过剩。为此，资本的拥有者通过一切手段刺激世界范围内（包括中国）消费者的原始欲望，让消费者去购买他们的文化产品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营销学”。于是，大批的“轻、薄、短、小＋官能主义”的文化产品面世了。于是，文人在摆脱了政治干预和摧残之后，又开始为资本服务，为资本写作，完全丧失了其本原的价值。
在这一时代，资本全球化导致电子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，影像作品的感染力增大，而语言的影响力日益下降。“影像作品表现的是一种即时性的东西，没有阅读给人带来的快意，不能让人细致地品味作品的意念，”陈映真认为，“书中只是亲吻，而在影像化之后，可能已经上了床，这也是全球资本控制下的电子传播对文学的残害。”
一些作者为了享受生活，为了领略“新人类”、“新新人类”的生活乐趣，不是为了适应内心的需要而写作，也不是为了“不平则鸣”而写作，更不是为了社会而写作，开始为出版计划写作，开始为能改编成影视而努力，资本、商品、市场已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家的生活。
陈先生认为，克服资本全球化为文学带来的新的枷锁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西方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有意无意地为西方资本全球化服务，在第三世界传播怀疑论、不可知论、虚无主义等。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关心国家、关心民生、自强不息、“文以载道”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。中国文人若能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精神、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、其他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理论经验加以深刻地思考，则不但会对中国今日的文化建设，也将会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益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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